他从桑干河畔走来——杨生茂先生与中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

杨令侠 朱佳寅

　　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教授者是一批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杨生茂先生就是这个时段的亲历者之一，毕生从事世界历史的学习、教学与研究，其专业方向前期集中于世界近代史，后期主要在美国史领域。

　　一

　　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那一年，杨生茂先生出生在长城之外的桑干河畔，那方水土培育了他淳朴厚道、坚忍不拔的风骨。少时的他目睹了战火连绵、灾难深重的现实，旧中国的贫弱与屈辱令他刻骨铭心。1938年，杨先生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美国史，1946年冬回国。1947年秋，经校长张伯苓先生面试，他到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主讲必修课“西洋通史”。他是南开大学第三位开设“西洋通史”的教师，也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文学院第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年轻教师。

　　杨生茂先生总结其一生的学习历程有三个阶段：一是封建主义式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资本主义式教育，即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级小学、高级中学、燕京大学阶段的教育，以及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的西方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从美国回国后结合教学科研工作，接受的新中国的思想和教育，“第一步是学习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生茂先生的身份在当时非常特殊：第一，大地主家庭出身；第二，美国留学回来；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任（代理）系主任；第四，系中共党员（1950年10月26日成为预备党员，1959年转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位入党的教师。然而，他从第一个身份转化到第四个身份，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转变过程。杨先生的这种变化与他年少时怀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情结，在美国留学期间对苏联的好奇与观察、作为华人报社记者采访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后受到的“共产党抗日”的影响，以及回国亲历北平解放时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的场面带来的震撼，都有直接的关系。他曾写道，“贯穿自己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是反封建反帝的观念和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前这30年间，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杨生茂走到了花甲之年，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工作；从1979年到2010年他去世这31年间，杨先生呕心沥血，倾尽心力于教学科研活动，在其引领和带动下，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乃至中国的美国史研究驶入正轨，从寥寥几个学者逐步壮大发展成一支研究队伍。

　　二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同年6月10日，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全系大会上，教师们签名公推杨生茂先生为（代理）系主任。他是南开历史系首次民主选举的（代理）系主任。担任（代理）系主任后，杨先生开始在全国广罗人才，尤其是为调请吴廷璆先生来南开工作，他特致函时任中南区文教部部长潘梓年，后终于如愿。1949年，

　　遵从国家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指示，大学要开设“世界通史”课程，但是“世界通史”究竟该怎么讲、体系和内容为何，对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来说，一时还没有具体的规划，对于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一年多的杨先生来讲，更是巨大的挑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南开大学世界史的课程体系和学术梯队呈现整齐、优秀的面貌，从原始社会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开设各课程。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初创工作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生茂先生以南开大学为基地，开展了一系列与世界史教学相关的工作。1950年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历史月刊，也是当时国内极少数刊出世界史论文较多的杂志之一《历史教学》的创立工作；参与编写国内最早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并用马列主义作指导的高中课本教材；上世纪60年代初又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世界近代史大学教科书。这些开创性的工作都极其有价值和意义。

　　1964年，国家设立了若干个地区国别史研究点，南开大学建立起“美国史研究室”，属高教部正式编制并直属。杨生茂先生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创始人。研究室成立后，杨先生首先着手相关外文资料的收集整理。虽然上述教学、科研准备活动被“文革”中断了10年，但却成为后续至今南开大学美国史甚至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后，封闭多年的学术界开始出现繁荣景象。在沉寂了10多年后，杨生茂先生重新给本科生开设“美国史”课程并进行学术讲座。南开大学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的本科生都曾慕名聆听过他的讲演。他从介绍资料检索、强调使用原版外文资料，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选择学习何种第二外语对于世界史研究者的重要性，叮嘱熟读中国古典优秀作品讲起，把自己多年的治学心得一一道来。因为听众过多，他讲课的地方曾一度由一间教室改到学校的阶梯小礼堂。改革开放令中国打开了尘封几十年的“学术窗户”，年轻人看到窗外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世界，困惑和问题随之而来，求知若渴的学生们直接跑到杨先生家求教，他总是微笑着耐心地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进行分析，肯定他们的思考，纠正他们的偏误，鼓励他们要有信心。虽然杨先生未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但他谦和温润的学术大家风范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84年，杨先生招收了中国第一个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开启了他学术生涯新的里程碑。

　　三

　　杨生茂先生开设过的课程，编撰、合编与撰写的著作、词典和论文，举不胜举。杨先

　　生一贯重视教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开大学开设了“苏联史”和“史学名著选读”课程；上世纪50年代初开设了“世界近代史”课程，是当时南开大学这门课程的主讲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师之一；1958年开设了“美国史”课程，同年招收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杨生茂先生主编（编著）的部分学术著作及个人文集

　　1962年，张芝联先生和杨生茂先生合作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卷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创新之处在于：从观点上看，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主流社会的正统史观；从体例上看，不仅颠覆了欧美，也颠覆了苏联的教材体系，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被写入这部通史，这在全世界的世界历史著述中是首创，代表了这一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

　　1979年，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杨生茂先生组织全国的美国史研究力量合作编了中国第一部《美国通史》。他亲自起草写作大纲，规范写作体例，分配六卷本的具体写作任务。历时20余年，300万字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于2002年付梓问世。

　　上世纪9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除了与陆镜生先生合著《美国史新编》外，还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主编了《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尚没有一本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的著作。杨生茂等学者尝试用中国人的文字、体系、构思，以及立场和观点，为中国的大学生撰写一本美国外交史教科书。经过艰难的写作过程，该书于1991年底出版。同时，杨先生参与主编的《美洲华侨华人史》等著作也为学界长期引用。

　　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论文代表作有《试论威廉·阿勃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试论美国宪法与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关于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几个问题》（合撰）和《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等。杨先生的主要学术观点认为，美国外交是其内政的延续，扩张是美国外交史的主线；研究外国史要鉴别吸收。

　　回溯过往，杨生茂先生和他那个时代的学者是从跌宕起伏的年代走过来的，他们的甘苦冷暖、坎坷曲折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他们的治学道路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他们的学术追求是真诚而富有爱国情怀的。他们为之奋斗希冀建立起中国世界史史观和体系的愿景是执着的，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杨生茂先生自1947年在天津生活起，一直服务于南开大学。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历史学者的气节、魂魄、脊梁和时代责任感，也是一位谦冲致和、开诚立信的燕赵之士。杨先生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文章秉持客观、中肯、冷静和典雅的风格。他不仅是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世界史学科和美国史研究中，也是辟先路者。

　　（作者杨令侠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佳寅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员）

　　【学人小传】

　　杨生茂（1917—2010），字畅如，河北涿鹿县人。1938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学士学位；后入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研究美国外交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年底回国。1947年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1995年退休。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在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方面尤有重大建树。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理）系主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等，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世界史组成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历史教学》编委等。曾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美国历史百科辞典》，合作主编《美国通史》《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合著《美国史新编》，编著《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出版个人文集《探径集》等。

　　（来源：《天津日报·满庭芳》2024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