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乾威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在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学习型政府再造具有特殊意义。国家治理能力具体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上，学习型政府再造有助于政府在因目标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的“创造性张力”下，不断超越自身去完成组织的使命。学习型政府再造需要抓住共同愿景、学习形式、能力提升与组织绩效几个杠杆点作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学习型政府；治理能力；五项修炼；杠杆点

　　一、学习型政府再造：旧话重提还是政府建设的长久之计？

　　学习型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风靡西方国家企业界，然后向公共部门扩展，随之又向全球扩展。之后不久，中国也掀起了建设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政党的热潮。一时间，学习型组织成为人们竞相谈论的组织建设话题。尽管时过境迁，建设学习型组织陷入沉寂，一些组织在喊了口号后不久就回归原样，但还是有一些组织在锲而不舍地推进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就我国的党政部门而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指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是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职理论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规则指出了中心组学习对于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一些党政部门运用各种形式大兴学习之风，如中宣部建立的“学习强国”平台、国家税务总局建立的“学习兴税”平台等等，都是利用信息技术专门为党政机关、行业从业人员及全社会开发的移动在线学习平台，平台上提供各种优质课程，在电脑、手机上可以随时学习，也对社会大众提供有关政策和知识普及方面的服务。事实上，从201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一直在强调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国家和学习型社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再次提出学习型政府再造，是旧话重提，还是这一再造本身是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这首先取决于学习型组织理论本身是否具有生命力。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通常被认为是学习型组织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圣吉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社会。在圣吉的书出版之前，产生过两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一是阿尔温·托夫勒的三部曲（《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和《权力变移》），二是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托夫勒在指出人类已经进入烟囱工业后新的文明，也就是继工业革命后的第三次浪潮，他在第三本书里讨论的着重点在于知识在权力中的作用。德鲁克所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他在书中指出，知识生产力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一家公司竞争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知识而言，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一家公司有任何“天然”优势或劣势。它能拥有的唯一优势与它能从普遍适用知识中获取多少有关，而这种获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学习。知识社会无疑是与学习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组织从劳动型组织向学习型组织转换，显然适应了这个社会的一个重大转向。

　　在圣吉看来，学习型组织体现在五个方面的修炼上。1.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自我超越的意义在于以创造的观点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自我超越要求首先厘清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其次是认清当下的现状。当将愿景和现状同时并列时，就会产生一种“创造性张力”。自我超越的精义便是学习如何在生命中产生和延续创造性张力，以消除愿景和现状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过程，是对一个人真正心之所向的愿景不断重新聚焦、不断自我增强的过程。自我超越必须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不断地克服差异、满足愿景的过程中，个人得到升华。这种个人的自我超越能力也构成了组织生命力的来源。2.改变心智模式。组织中的很多问题与障碍与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即心智模式）有关。具有两种不同心智模式的人观察相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描述，因为他们看到的重点不同。在圣吉看来，心智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它的对和错，而在于不了解它是一种简化了的假设，以及它长久隐藏在人们心中，不易被察觉与检视。由于没有受到检视，这些模式也就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但世界却发生了变化。以一种过时的心智模式即陈旧的思维去看待变化了的世界，显然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当下的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因此，需要改变心智模式。不同的心智模式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以变化了的情况来加以检视和重新考量，以达到全体一致的想法。学习型组织是以对互动关系与变化形态的共同心智模式为基础的。3.建立共同愿景。圣吉认为，企业基本理念需要回答三个关键性的问题：追寻什么、为何追寻和如何追寻，即追寻一个大家希望共同创造的未来景象。这一追寻来自组织的使命，在追寻的过程中，核心价值是一起行动的最高依据和准则。这三者合而为一，便是组织全体成员的信仰。一方面，共同愿景能产生远高于个人愿景所能产生的创造性张力；另一方面，组织愿景又是建立在个人愿景之上的，它是与个人愿景互动成长而形成的。如果个人之间失去尊重，那么团体的凝聚力便会分崩离析，导致共同愿景的破灭。当组织员工乐意对共同愿景做出奉献，而不只是遵从（遵从是跟着他人的愿景走）时，组织目标的实现就获得了最可靠的保证。4.团队学习。在圣吉看来，团队学习是发展团体成员整体搭配（即激发个人的能量，以提高团体的力量）与实现共同目标努力的过程。仅有共同愿景是不够的，问题是要如何为共同愿景运作起来。在这里，团队学习是重要的，因为集体可以比个人更具有洞察力、更为聪明，团队的智商可以远大于个人的智商。团队往往是组织中最关键的学习单位，因为这样的一种学习可以化共识为行动。5.系统思考。在圣吉看来，系统思考是其他四种修炼的基石。没有系统思考，各项学习修炼到了实践阶段就失去了整合的诱因与方法。那么圣吉所讲的系统思考是什么呢？系统思考是一种看清复杂状况背后的结构，以及分辨高杠杆解与低杠杆解差异所在的修炼。它的精义在于心灵的转换：观察环状因果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线段式的因果关系；观察一连串的变化过程，而非片段的、一幕一幕的个别事件。显然，这是一种思考方法，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纵观全局，避免见树不见林的思考能力。当别人只能看到片段的事件而被迫不断做出反应之际，自己已经能看清全貌，并掌握其中的关键。也就是能够看出“杠杆点”，即可引起结构重要而持久改善的点。圣吉认为，系统思考的最大好处在于帮助我们在复杂的情况下，在各种可行的方法中寻找有效的高杠杆解。

　　圣吉提出的这五项修炼的内在逻辑在哪里，这一问题不仅涉及这一理论的立意，也涉及这一理论的价值，即这一针对企业组织的理论是否也能被用于其他组织，比如政府组织。我们看到，在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中，个人是原点，组织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学习型组织首先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正如他指出的，只有透过个人学习，组织才能学习。五项修炼的内在逻辑可以表现为：组织成员在自我超越的基础上，改善心智，通过团队学习，产生共同愿景，并为实现这一共同愿景而努力。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一种系统思考，即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高杠杆解，推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这样的一种学习型组织的逻辑是否也可以被运用到政府组织呢？作为组织，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具有共性。这一共性表现在两类组织及其成员都有组织愿景和个人愿景，尽管两者间的愿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政府的愿景通常是与实现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企业的愿景往往是通过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而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但组织愿景与个人愿景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政府组织愿景也是建立在组织成员愿景之上的，政府组织愿景也是组织成员认可并愿意为之努力的。此外，政府组织成员也需要自我超越，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产生“创造性张力”。他们面临着心智模式的改变，学会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他们也需要通过团队学习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将团队的共识转化为有效的共同行动，尽管学习的具体内容会有别于企业。另外，系统思考的方法对于政府组织成员也有其对于企业成员同等的价值。如何通过正确的思考方式来解决问题几乎是政府组织每天要做的事，只是内容不同于企业而已。

　　圣吉归纳了学习型组织五个方面的表现。尽管我们或许还可以增加若干个层面，但应该说圣吉指出的五项修炼构成了学习型组织的精髓。其不足之处在于圣吉的五项修炼更多的是偏向理念的，而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操作的内容则比较少。这使得尽管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学习型组织的建设难以深入到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推进。再者，圣吉没有指出学习型组织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情况，正如周雪光指出的，在许多情况下，组织学习帮助我们提高对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高了一个组织的效率和成功的概率。但是，组织学习并不能成为摆脱有限理性的途径。许多学习机制有可能引导我们走向学习本身产生的陷阱。比如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总结了经验，自以为认识到了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但这些经验可能是表面的，以至于最后得出了错误的判断和认识。但无论如何，学习都是组织的一项基本能力，是提升组织素养、净化身心、提升成长动力的重要途径，即使不严格依照圣吉的五项修炼原则去做，学习型组织建设也确实是任何一个组织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推动学习型政府再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学习型政府再造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在强调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今天，提出学习型政府再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两者的关系。

　　首先，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国家治理能力是具体体现在一个个政府的治理能力上的。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成为学习型组织理论提出的政府的共同愿景，这种共同愿景对政府组织来说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这种共同愿景涉及追寻大家希望共同创造的未来景象，实现这个愿景为共同行动提供了方向。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愿景与政府治理的现状存在一定差距。在学习型组织理论看来，这一差距是一种力量，是创造力的来源，从而推动组织向愿景前进。学习型组织理论将这个差距称之为“创造性张力”，这种创造性张力恰恰是自我超越的核心原理，它为政府提供了不断超越自身，向着目标、向着实现愿景努力的动力来源。因此，学习型政府再造就成为提升执政能力与整个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必然要求。

　　其次，学习型政府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首要原因在于，政府组织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同学习型组织理论出台时的背景一样，企业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财富》杂志曾经谈到，世界五百强的平均存活年龄是40—50年，一些企业被出售、被合并或死亡，多年血汗打拼的成就一去不复返，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墨守现状，对变化无动于衷，运用过时的方法、思想意识与实践行事、不思进取、不愿承担风险、专挑容易的和方便的事情做，不去对现状提出挑战，这就是威廉·塞缪尔森和理查德·泽克豪泽所指出的“现状偏好”。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意识到，昨天的知识、战略、领导和技术将无法带来明天的成功。如果企业想在一个充满频繁的合并、快速的技术进步、大量的社会变革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成功运作，就必须增强组织的学习能力。面对管理以及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企业必须改变传统的劳动形态，将劳动型组织转变成学习型组织。正如扎波夫指出的，除了成为学习型组织，今天的组织可能确实别无选择。因为高度信息化的组织是一个学习机构，它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拓展知识——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知识本身，这个学习是使组织更有效率的核心。学习不再是在教室里或者上岗前的孤立的活动，也不独享的特权。人们不必撇开工作专门抽出时间来学习，相反，学习就是工作的核心。学习与效率是一项活动的两个说法。简单来说，学习是劳动的新形式。从西方管理理论来看，企业再造、追求卓越、学习型组织等也影响了政府的发展。在企业再造之后产生的政府再造（也即新公共管理改革）后来发展成了波澜壮阔的影响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政府来说，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变化以及由此提出的挑战使政府面临全新状况，它需要政府具备相应的新的知识和能力去加以应对，而这种新的知识和能力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获得。

　　再次，学习型政府再造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国家治理能力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具体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上的。笔者曾经提出政府的四种能力，即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合作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创造公共价值的能力，这主要是从政府的职能角度讲的，也就是政府治理的内容。如果说从政府治理的实施来讲的话，政府的治理能力则主要表现在它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上。政府维护社会、合作治理、公共服务和创造公共价值能力的强弱，实际上体现的是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强弱。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的高低可以通过绩效评估来反映。在这一点上，政府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高有低。就同一政府来说，在维护社会秩序、合作治理、公共服务和创造公共价值等方面表现出的能力也不是均衡的，比如某一方面的能力可能要好于另一方面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是如何产生的？很显然，是通过学习产生的，是通过实践产生的，而实践从更大的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能力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地学习——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提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是能力的源头。因此，建设学习型政府并不断提升其学习成效，是提升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有效抓手。

　　最后，学习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基础是系统思考。学习型政府建设作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抓手，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学习型政府的建设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是系统思考。一是系统思考表现在它能发展出最重要、最有用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使人能够看出一再重复发生的结构形态。在学习型组织理论看来，系统基模是看见人与组织生活中结构的关键所在。系统基模能够发现各类管理问题具有的共通性，能够揭示复杂的管理现象背后的单纯之美，可以使人看出更多隐藏的高杠杆点（即可以引起结构重要而持久改善的点，一旦找到最佳的杠杆点，便能以小而专注的行动创造最大的价值），能够帮助解决困扰已久的过度分工和知识的片段化问题。二是系统思考表现为见树又见林、综观全局掌握重点的整体性思想。正如前面提到的，系统思考的艺术在于看穿复杂背后引发变化的结构，系统思考绝非忽视复杂性，而是要把许多杂乱的片段结合成为前后一贯的“故事”，明确指出问题的症结，以及找出持续有效的对策。其精义在于，当其他人只能看到片片段段的事件而被迫不断作出反应之际，自己已经能看清全貌，并掌握其中的关键。三是系统思考可以整合理性与直觉。直觉常常是非直线的思考（通常不包括因与果在时空上非常接近的情况，这导致很多人觉得直觉不合理），但是直觉常常无法用简单的直线式因果语言来说明。直线式（非系统）的思考与直觉之间的冲突，已经种下了理性与直觉对立的种子，但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也不完全是凭理性来进行发明创造的。系统思考的一大贡献在于创新整合理性与直觉。

　　系统思考不仅为学习型政府再造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它同时也为组织的领导人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实现组织目标的有价值的思考方法。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圣吉把它作为一种对组织所有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修炼。行动来自思想，坚持系统观念，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任何行动得以成功的前提。

　　三、学习型政府再造的杠杆点：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正如前面指出的，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曾风靡一时，但后来的发展似乎有些沉寂。迈克尔·马奎特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内外各层次人员个体学习互相作用的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技术、系统地管理组织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些大视野和全局观，就只能在迈向学习型组织的道路上左右碰壁，艰难摸索。这也是为什么众多企业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实践中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他讲的大视野和全局观事实上就是圣吉讲的系统思考。把握这样的大视野和全局观当然有难度，本文前面讲到的学习型组织艰难推进，原因之一在于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是偏理念的，实际操作方面的内容不多（比较之下，奥斯本在写了著名的《改革政府》一书之后，又写了《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给《改革政府》一书所描绘的新的政府蓝图提供了一张施工图）。除了这点之外，圣吉也没有对他提出的五项修炼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比如，促使个体和团队学习的动力来源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学，尤其是个体。个体愿景之间以及个人愿景和组织愿景之间会发生冲突吗？如果会发生，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冲突？另外，促使改善心智模式的内外部条件是什么？等等。

　　为了解决学习型组织在推进过程中碰到的困难，马奎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学习型组织模式，这个模式有五个子系统构成，也就是学习、组织、人员、知识和技术子系统。在马奎特看来，1.学习是学习型组织中的核心子系统，包括三个方面：（1）学习层次，即个人、团队和组织三个不同的学习层次；（2）学习类型，即适应型学习、预见型学习和行为型学习；（3）技能，即系统思考、心智模式、自我超越、自主学习和对话。2.组织子系统包括了四个要素：愿景、文化、战略和结构。3.人员子系统包括管理者和领导者、员工、客户、业务伙伴、供销商和经销商以及社区团体。4.知识子系统，即对组织获取和产生的知识进行管理，它包括知识的获取、创造、储存、分析和数据发掘、传递与分发、应用和确认，它们是互相关联的，不是顺序的、互相独立的。5.技术子系统，是由支持学习和信息访问与交换的支持性技术网络及信息工具所组成，它包括管理知识和促进学习两个因素。马奎特的模式在圣吉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其基本内容并没有脱离圣吉的思想核心。马奎特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五个子系统是如何互动的，如何使子系统的互动能够产生一个按照系统论所说的大于部分简单相加的整体效应？也没有对学习的动力、愿景产生的原因及可能的冲突等深层问题进行探讨。

　　如果说起点是由共同愿景产生的学习，那么中间的过程便是随着学习带来的能力的提升，而终点则是能力提升以后组织所产生的效益。但组织（包括个人）随后又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从而再次产生学习的需求，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学习型组织的精义事实上在于组织愿景和现状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正是这一张力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循环。这一张力永远存在，因而通过学习提升能力去弥补这一差距的努力也就永远存在。这一点对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不这样，企业就会消亡。对政府而言，尽管政府不会立即消亡，但它的信用会下降，进而合法性就会流失。一个有使命感的政府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学习型政府再造需要从这里出发寻找关键点，也就是杠杆点。所谓杠杆点，就是从哪里着手可以使我们付出最少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效果，以撬动学习型政府再造。这里的几个关键点是共同愿景的产生、学习的方式和能力提升与组织绩效。

　　首先是共同愿景的产生。圣吉谈到了共同愿景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共同愿景，就不会有学习型组织，也谈到了共同愿景与个人愿景之间的关系，共同愿景是由个人愿景汇聚而成的，共同愿景借着汇集个人愿景而获得能量和培养行愿（承诺）。但圣吉没有进一步探讨怎么去建立一种共同愿景，这一愿景在建立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而这些恰恰就是建立学习型政府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愿景也是目标。如果组织的目标是建立在成员认可的基础上，那也就成了一种共同目标。但组织成员事实上也是带着个人目标进入到组织中来的，他希望在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中也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组织成员之间的目标有不同或者有冲突，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也常常会发生冲突，比如组织成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个人的目标无法在组织中得到实现。巴纳德把这种组织和其成员的关系看作是一个交换系统，也就是构成组织力量的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由诱因引起的。在巴纳德看来，一个人加入组织是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之上的，加入组织需要付出成本，比如受到制约。因此，每个人都会对自己付出的成本和组织提供的诱因进行评估和计算。组织只有满足这些动机才能存在，除非它能改变这些动机。组织的成功在于能够在它提供的诱因（也就是刺激）和个人为之做出贡献之间维持一种均衡。当组织中个人的动机得到满足时，组织就获得效率。因此，产生共同愿景，并让组织成员为这一愿景努力时，组织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尽可能让个人目标或愿景融入组织愿景中，如何尽可能让个人目标得以实现，在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比如晋升名额有限），又如何改变成员的动机。当然，巴纳德忽略了政府或公共部门成员的行为动机还有它崇高的一面，无私、忘我、奉献等精神和行为往往是常态。一个清醒的组织成员应该知道他的一些个人目标在组织中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下，能力的大小、绩效的高低决定了组织成员不可能受到组织的同等对待。这对组织成员来说，也是一种由目标和现实的差距产生的张力，而这种张力也为组织对他进行激励提供了可能。因此，从组织的角度来说，产生共同愿景的前提是在个人贡献和组织刺激之间维持平衡，舍此无法产生共同愿景或组织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这不仅指明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的共同愿景所在，也为全党、全国人民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愿景提供了具体操作路径。

　　其次是学习方式。学习型组织当然离不开学习，学习是进步之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正如戴维·加文指出的，新的思想对于学习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有时这些思想通过创造力和洞察力的闪现而创造出来，有时又是来自组织外部或是内部个体的知识交流。不管这些思想源于何处，它们都是组织进步的根源。思想带来行为的变化。这里的学习不仅仅是指个人或团队坐下来学习，而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学习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种全方位的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全过程学习，它应该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圣吉特别谈到了个人学习和团队学习，并强调了团队学习的重要性，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团队做出的，团队学习有助于产生共识，并将共识化为行动。这对于建设学习型政府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不过，从组织活动的角度讲，除了个体学习和团队学习之外，将学习再作一下领导层学习和执行层学习的区分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两个层次学习的内容及方式等是不一样的。比如前面讲到的中心组学习，其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其内容主要是理论学习和政治学习。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坚持集体学习并形成常态化制度，为全党全社会树立了持续学习和科学决策的标杆，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把学习作为一种手段，是希望通过它来解决组织的问题的，把领导层学习和执行层学习区分开来，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推进学习型政府的建设。

　　学习型组织的真谛是，组织为适应和生存而学习虽然是基本且必要的，但必须与开创性的学习结合起来。圣吉指出了个体学习和团队学习的重要性，但没有去探讨个人和团队为什么要学，其学习的动力来自何处？这一问题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必须加以考虑和解决的。有效学习理论的第一点就是学员要受到激励去学，没有激励力量的推动，组织成员不会去学，学了也学不好。因此，需要找出这股激励的力量。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由愿景和现实的差距所产生的创造性张力上。从组织活动的角度讲，领导层（他们是组织决定的作出者）学习（不完全等同于圣吉的团队学习，团队学习包括了上下两部分人，当然，领导层的学习也可分团队学习和个人学习，这里的领导层包括两个层面）的动力一般来自组织目标和现有状况之间的差距，而现有知识和能力无法弥补或很好地弥补这一差距；还有就是来自对问题的一种前瞻性的思考，这一前瞻性思考有助于为组织未来的发展提供贡献。这样一种动力的产生需要对领导层进行使命感的激励，以及绩效的激励。使命感的激励对政府部门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公共部门非常强调的，这与公共部门的属性有关。为人民服务、为理想奋斗、为公共利益尽心尽力、是党政部门一种显著的组织文化。但是，单有使命感的激励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绩效的激励。绩效激励的功用在于使组织的领导人看到工作的结果，看到这一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其次，看到这一结果与领导人自身未来发展的关系，因为这里涉及对组织领导人的奖惩、职务晋升、物质待遇等等。

　　泰米·扎查里斯指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三个方面：一是学习环境。人们可以安全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检讨失败和对主导的想法提出挑战，承担风险，承认差异，对新想法持开放态度，鼓励创新。二是学习过程和实践。在这些过程和实践中，人们会从各种内外渠道收集各种不同的信息，并对此进行解读和分析，以解决问题和认清趋势。也会通过采用各种方法来分享他们的知识，并采用评估方法来不断地改进培训。三是领导的示范作用。学习型组织中的领导本身就是学习者，并为其他人作出榜样从而改善学习环境、学习过程和实践。在这三个方面中，领导人的示范作用对于推进学习型组织的再造可能更重要。正如《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指出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应当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和表率作用，自觉学习、带头学习，努力成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领导班子的精心组织者、积极促进者、自觉实践者，带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

　　从执行层（个体）的角度讲，他们的学习动力也通常来自创造性张力。一个是完成组织目标和完成个人目标之间的差距。完成个人目标（比如考核、晋升等），首先要完成组织目标。如果现有的知识和能力与完成组织目标有差距，那么个人就会通过学习等方式努力去弥补这一差距，除非他认为不可能达到而放弃。另一个是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学历、能力、观念、待人接物等等。这种差距会产生一种紧迫感，促使他通过学习等方式努力追赶或超越他人，如果他想完成个人的目标的话。这样一种动力的产生同样需要使命感和绩效的激励。使命感是产生组织共同愿景（包括领导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绩效的激励必须考虑工作标准的合理性、评价过程的透明性和奖惩结果的恰当性。

　　再次是能力提升与组织绩效。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学习是一种手段，它最终要实现的是达成组织的目标（当然也包括个人的目标）。因此，学习同能力提升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在于，一般而言，学习（当然是有效学习，它也是一种能力）会带来工作能力的提高，而工作能力的提高会带来绩效的增进。反过来，绩效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能力决定的（当然还有做事的意愿），而能力一般是通过学习和实践而得的。这样，如何通过学习来提升工作能力也成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般认为，能力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基础能力，它包括知识（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实务知识）和技能技巧；二是业务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解决问题时与人交往的能力、创造事务的能力和领导能力）；三是素质能力（体力素质、智力素质和性格个性）。2003年人事部下发的《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提出了公务员应当具备的九项能力，即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这九项能力如果与能力的三部分构成做一对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对应的是第一部分尤其是第二部分的能力，也就是业务能力，没有素质能力部分的内容（尽管制定有难度）。然而，按照素质冰山模型理论，这一部分的能力不仅不能缺失，其重要程度恰恰是最高的。在素质冰山模型理论看来，可以把能力素质划分成冰山之上和冰山之下两个部分（也就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部分）。冰山之上的部分包括知识和技能（包括了上面提到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这些是看得见、容易了解和测量的部分），冰山以下的部分则是价值观、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和动机等看不见、难以测量的部分。素质冰山模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把优秀者与一般者区分开来的不是表层部分，而是深层部分。能力素质是能将某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庸者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也即人的深层次胜任特征。因为个人的价值、动机、激情、个性等决定了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去获取知识和能力，并在多大程度上去运用知识和发挥能力。这一部分的能力并非完全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就像前面提到的建立共同愿景的动机和学习动力来源一样，它还需要组织通过采用激励、绩效评估等方式来加以促进。因此，在学习型政府再造的过程中，需要将组织学习、个体学习、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与组织目标、绩效评估、个体激励等管理手段紧密结合，从而有效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解。

　　学习能力是现代政府能力构成的要素之一，也是现代政府能力中最核心最基本的能力。学习型政府再造是一项系统化、整体性、漫长的工程，要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共同愿景，建立良好的学习机制和激励机制，大兴学习之风，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共同推动学习型政府再造，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2）06－0037－12

　　作者简介：竺乾威（1951—），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