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　

康晓强

　　摘要：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如果说“最新”标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时间刻度的话，“重大”则是对这一理论之重要性、战略性、全局性、纵贯性的强化和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以原创性贡献标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度。这种原创性贡献从类型上看是拓展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实现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和跃升、创造性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路径的战略框架、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这三大方面。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框架；本质规定性

　　党的二十大阐述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如果说“最新”标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时间刻度的话，“重大”则是对这一理论之重要性、战略性、全局性、纵贯性的强化和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以原创性贡献标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度。

　　一、实现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和跃升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和内在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历史使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接续奋斗。

　　（一）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演进和演展

　　合宜的社会条件是现代化成长的现实前提和基础支撑。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开启和开展，都需要具备最根本的社会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一是基本的工业化基础。工业化是现代化最根本的社会条件，没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就谈不上现代化的启动和达致。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曾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在毛泽东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发展，基于落后的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向现代化方向演进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但也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对工业化这一现代化的基础已开始关注，但由于没有取得民族独立，没有建构自主的政权体系，现代化的全面开展和系统铺展的社会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二是有效的领导力量和自主的政权体系。正如毛泽东精辟凝练总结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独立国家主权的正式创构，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然而，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国家面貌，如何使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后发赶超，既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物质基础的夯实巩固，也需要理论上的充分准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理论建构方面的突出标志是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体系。鉴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条件，周恩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9年底至1960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虽然“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关注面向，也不是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但都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虽然农业、工业、国防这三个现代化相对位序有微调，但都是“四个现代化”必要的要素；二是科学文化或科学技术取代交通运输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由是，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追求的现代化目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根据公开出版的文献，邓小平在1979年3月21日上午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新概念范畴，明确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21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过了两天，邓小平在3月23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21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论述看，他所指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主要包括两层核心要义：一是把“四个现代化”的标准、目标降低，不单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为参照系和比较坐标；二是不以国民生产总值而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关键性指标，目标定在800—1000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基于对现代化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在很多场合更多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提法。

　　（二）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在已有基础上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使其更加清晰、科学、可感可行。2020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首次强调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科学内涵、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总体目标、主要目标任务、重大原则等进行全面阐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出重大历史贡献。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四个现代化”到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成长不仅有传承赓续，不仅是字面上一个“的”字的删减，而且还蕴含着目标、定位、战略、路径等方面的创新拓展，实质上蕴含着三重结构性转型。

　　一是现代化既体现人类文明历史运动的普遍趋向和一般逻辑，也是扎根本土、立基国情的现实运动，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因而，现代化的取向、方向、原则仍要一以贯之坚守，但实践路径、行动理路、运行机制、演进逻辑可以也应该多样化、多维化，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和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不仅不降低，而且在很多方面要超越西方，有的方面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独有、独特的要素和优势，充分彰显了自信自强的精神自觉和守正创新的方法自觉。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实际上是对西方早期现代化老路的超越、扬弃和提升。值得关注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之前的表述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很显然，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的新提炼、新提升，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也对其他国家都提供了借鉴。

　　三是全面性、整体性、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现代化成长的领域和内容更加全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外交、国防等治国理政各个方面，不仅囊括器物层面，而且涵盖制度、文化层面。比如，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究其实质是国家制度现代化，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学说的重大发展，这可以从现代化和国家两大维度来把握。一方面，从现代化的维度看，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交通运输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主要侧重从“器物”层面切入，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侧重从“制度”层面切入，究其实质是国家制度现代化。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现代化要素结构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另一方面，从国家的维度看，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演化、趋向等基本理论问题有深刻透彻的阐析，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运行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新范畴，侧重国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如何有效运行的基本现实课题，彰显了国家建构和建设的实践性特征。特别是，他还把“国家治理”区分为“体系”和“能力”两大方面，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对这两大方面的基本要旨及其内在逻辑关联进行了明确阐释。由是，国家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有了根本依托和基本载体，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性发展。

　　二、创造性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路径的战略框架

　　从世界现代化演进的一般逻辑来看，现代化目标的达致和实现需要三个基本的现实要素：一是独立自主的主权结构，二是坚强有力的政权体系，三是合宜、适度超前的战略框架。人类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演进逻辑表明，战略框架是否科学、有序和能否可行、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成败、快慢、得失、优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建构及其有效运行，使前两个现实基础已具备客观条件，而第三个现实基础则需要行动主体基于现代化成长的客观规律自觉地加以擘画、规划、建构。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改革开放之后，党提出“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即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21世纪，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之后，党又提出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更加矫健、铿锵、笃定，也具有充分、可行、合理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具有极大的现实实现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系统全面地开展，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不可能中断这个探索的进程另起炉灶，而应承续、承接既往的历史进程以及其中蕴含的丰硕成果、有效经验，但也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坐享其成。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擘画和规划，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这些前瞻性擘画，既有宏观战略安排、战略取向、战略目标，也有总体目标、近期主要目标，其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提出“两步走”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安排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2020年至21世纪中叶现代化发展总的战略安排，分“两步走”，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种战略安排，既与之前的战略安排相呼应、衔接，又有新的战略部署。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限比20世纪80年代预期、设想的到21世纪中叶提前了15年。另一方面，增加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不可或缺的必要价值和鲜明底色，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明确。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提出，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价值。在新发展理念当中，绿色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理念。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分别就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以及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出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确保绿水青山常在、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二）以“新发展阶段”为标识性范畴凝练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方位

　　现代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较成熟、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的“阶梯式”演展、递进过程。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准确把握和精准研判现代化发展之历史阶段及其时代方位，是有效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本前提和现实基础。什么时候对历史阶段及其时代方位的把握符合客观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蓬勃兴盛、顺利推进甚至突飞猛进；什么时候对历史阶段及其时代方位的判断超越或滞后于客观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经受曲折、遭遇挫折。因此，对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把握既不能超越现实情势而犯“左”的错误，也不能滞后于现实时空结构而犯右的错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已走过以“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心任务的发展阶段，正进入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心任务的新发展阶段。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发展阶段”这个新概念并对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此后，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一概念及其科学内涵、基本依据、重大意义。“新发展阶段”与“新时代”都是“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内在一致性，主要矛盾、历史任务有共通契合，发展时间段有交叉重叠，但并非完全等同，也有界分和差别。从参照物来看，如果说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对应，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非其他什么新时代的话，那么，新发展阶段则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对应，特指全面建设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新征程，即我国在从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现代化“时间轴”上的后半段。可以说，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不断成熟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发展阶段，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新发展阶段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之中；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内一个较高级的成长阶段，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质量和成长品质，为其向更高阶段延展、演进奠定基础、供给资源。

　　（三）科学谋划和合理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体系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不断取得成功，奥秘之一是能准确、及时、有效把握和供给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阶段追求的切实、贴合、可及的目标体系。只有厘清了目标体系，才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特征、特性有充分、深邃的体认和感悟。党的二十大在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基础上，从八个方面对到2035年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行展望，既有坚持坚守，也有原创性发展，主要有：一是突出强调科技的战略支撑作用，提出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远目标，并在原有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增加科技强国的目标，把对科技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的认识提升至新的历史高度。重视科技的重要价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家耳熟能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和产业革命大趋势，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视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与以往党代会报告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鲜明特点是把教育、科技、人才三个方面合并单列论述，并对“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作出专门部署，彰显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全局中核心地位的制度关怀，为深化新时代新征程科技体制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二是基于对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的把握突出强调“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的目标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一部分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题进行重点论述。在党代会报告中专门开辟一部分全面论述国家安全，这是第一次。三是基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取向，把“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提升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突出对人民幸福感的保障和满足，尤其强调“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的实现。同时，对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从八个方面进行具体部署。总之，党的二十大报告既有远期的宏观战略目标，也有中期的总体目标，亦有近期的主要目标任务，由“战略目标（到21世纪中叶）—总体目标（到2035年）—主要目标任务（未来五年）”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体化整合的目标体系逐渐成形、定型。

　　三、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是公认的现代化理论创始人，他们既论述了“现代化一般”，也论述了“现代化个别”，但由于客观条件的掣肘和知识结构等时代局限并没有充分论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和如何实现现代化。百余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创造并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创造新的伟大实践成果的同时也基于此创造理论体系，深化了对古老文明大国实现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的理性认知，升华了对既往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解界域、高度、视野，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原创性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科学内涵、重要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理论创新、价值意蕴、推进路径等的规律性认识。这些规律性认识，既源于实践上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上，也体现在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突破。要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基于问题导向而建构，主要回答三大基本问题：一是“是什么”，即关涉其根本属性、科学内涵、重要特征、价值意蕴等认识论层面的问题；二是“什么样”，即关注其发展愿景、目标结构、生长趋向等目的论层面的问题；三是“怎么做”，即研析其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推进路径等行动层面的问题。关于“什么样”，即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已在第二部分进行阐述，下面着重从“是什么”和“怎么做”这两个维度予以阐析。

　　（一）从“是什么”维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

　　第一，准确凝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党的二十大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廓清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根本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意义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两百多年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后发国家顺利推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要有明晰的方向、持久的韧性、坚韧的定力、坚强的轴心力量、一以贯之的战略。在当代中国，符合这些要求的非中国共产党莫属。另一方面，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可以清楚看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鸦片战争之后，各种政治力量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有效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严峻挑战。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也是有方向的，即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运动规律而提出的一种理想性和现实性兼具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方向、这条康庄大道，这是历史的必然和社会制度的现实选择，其出发点是世界文明转型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趋向，而不是抽象的现代化一般原则。社会主义在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把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实践探索升华至新的时空界面，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其先进性和科学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实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理想。中国式现代化在体认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同时也赋予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领导力量支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相互增促中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2020 年10 月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首次凝练了五个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把这五个重要特征视为“中国特色”。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大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破解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成功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性难题，彰显和宣示了要走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这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二）从“怎么做”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实践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思想理论的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深化对其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和重大关系等的全面把握。

　　第一，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把握。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本质要求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面性，它涵盖治国理政各个领域，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全方位、全面规约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取向、总体布局、演进路径。二是层次性，这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按照“总—分—总”的框架结构创建：前两个方面是总的原则、方向，中间六个方面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外交进行具体部署，最后一个方面从文明形态总的向度予以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第二，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原则的把握。以往，对中国式现代化更多从具体方针政策的角度进行部署，党的二十大首次从五个重大原则的维度进行框定，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五个重大原则具有总体性、方向性、统摄性的规制意涵，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领域、各环节、各层面、全过程，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指导意义的范畴。

　　第三，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关系的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长空间。譬如，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历史和实践表明，现代化发展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但现代化的成长路径则是多样化、多维化的，不存在统一的定式、固定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还在不断探索实践中，其成长路径也必将不断发展、推陈出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创新，为其理论上实现原创性发展提供最为根本的源头活水和现实基础。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视野下提升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研究”，项目编号：19AKS006。

　　作者简介：康晓强（1982—），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社科会刊《理论与现代化》）